我站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地方，一眼就看见了你，天杨。

    你慢吞吞地走着，看上去无精打采。你的头发是烫过离子烫的，我看得出来。可是因为时间长了，新长出来的那一截不太听话，打着弯散在你的肩头。你绿色连衣裙的下摆有一点皱，你的黑色呢大衣上第二个扣子不见了。可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天杨，你还是那么漂亮。

    我得从头想，我究竟是怎么站到这里来的。三天前的这个时候，我还和同事坐在酒吧里很装蛋地点德国黑啤，听他们小声地用四川话划拳。我每个月的薪水就是这么花光的。成都是个享乐的城市，本来很适合我。那我为什么把好好的差事弄丢了？就是因为卫经理说我是饭桶吗？那个老女人对谁都这样，若是平时我还能说上两句俏皮话把她逗笑，我相信她在骂我的同时也在等着我这么做。可是我没有表情地把那个傻“千媚”护肤露的文案摔到她桌子上。她吓了一跳，我也是。“老子不干了。”我一字一字地告诉她。

    一分钟后我就问自己：逞什么英雄呀，这个月房租都还没交呢。我平时不是个冲动的人。那么——是因为那张请柬吗？大红的喜帖，我当时都蒙了。打开才看见冯湘兰的名字，她要结婚。操，她也嫁得出去，这世道。

    她在请柬里夹了一张纸：“周雷，我希望你能来。”也真难为她，毕业以后我去过北京、广州、大连、长沙、昆明，最后才来成都，她一定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我的地址。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因为跟“清醒”摩擦了一夜而升温。导致我第二天心烦意乱口干舌燥。我想这才是促使我丢了工作的直接原因。

    天杨，我们高中毕业以后，我和很多女人睡过觉，大江南北的都有，冯湘兰是其中之一。不，我想她应该算是我的女朋友，不过她从来不肯承认这个。

    然后我开始回忆，在那个无眠之夜。这得从我的大学说起。

    我是兰州大学毕业的。我的故乡的孩子都在为外面的世界努力着。就拿我和天杨的母校来说，在那所全省最牛逼的重点中学，没有几个人认为自己生下来是为了在这个鬼城市过一辈子——这城市潦倒也罢了，闭塞也罢了，最不可原谅的是连荒凉都荒凉得不彻底——满大街粗制滥造的繁华让人反胃。高考的时候大家一窝蜂地在志愿表上把中国略有姿色的城市全体意淫了一遍。那些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上故乡的大学的，肯定成绩不好。至于我，为什么是兰州呢，因为岑参高适们的边塞诗让我深深地心动，因为我老早就想看看敦煌壁画，我还喜欢武侠小说——总之一句话，一个人也许只有在十八岁的时候才会用这种方式决定自己的人生。不仅如此，我还将装蛋进行到底地在第一栏填上了“中文”系。我爸妈倒没说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能考上第一批录取的学校。我走了狗屎运。可我一直都觉得，上天给我这个机会是为了让我清醒清醒——什么叫白日梦和现实的距离。

    简单点说，岑参高适欺骗了我，那些诸如“张掖”“酒泉”“凉州”等古意盎然的地方都堕落得只剩下一个好听的名字。我还发现，其实莫高窟假期的时候来参观也就够了，犯不着这么激动地以身相许。最让我伤心的是这里的姑娘，跟我们那儿的姑娘一样因为气候的关系皮肤缺少水分，跟全中国的姑娘一样只认得钱，那种柔情刻骨慧眼识英雄的——我没见着。除了以旷课和泡妞度日之外，我没有其他办法来表示我的愤怒。我上铺的哥们儿用一句话总结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从对大一的清纯少女心存顾忌，到非大一的清纯少女不上，这是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但我不行。我不喜欢清纯少女。那些捧着铜版纸时尚杂志，听着王菲刘若英的专辑，使用或渴望使用CD香水，自诩小资或者追随小资的“少女”们，是层次稍高些的傻逼。她们居然相信那些让她们感动得乱七八糟的诸如网站CEO和广告公司行政总监之间的婚外恋故事。如果她们是一所名校的学生，那更糟，她们会坚信那就是她们日后的人生。她们怀着一种可怕的共鸣为男女主人公在宝马车里吻别的场景陶醉，用“宿命”、“疼痛”、“淡然”这类原本美丽的汉语词汇包装精致些的男盗女娼。多么好，香车宝马，锦衣玉食，有的是时间追悼一场“无能为力的爱情”。最基本的事实就这样被忽略：一个人是怎么爬到CEO或者什么总监的位置的？他需不需要努力奋斗，需不需要察言观色，需不需要在必要时不择手段？如果需要，那么经历过这一切之后，究竟有多少人心里还剩得下决绝的激情？也许有，但不多。我不能想象自己跟一个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女孩上床。这样的女人没有质感，她做出来的爱当然也一样。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上冯湘兰的。她比我晚一年进学校的话剧社。但我早就听说过她，她是个出了名的婊子，跟谁睡都行。和那些名正言顺做三陪小姐的女大学生不同，她只跟学校里的男生睡，而且不收钱。单说我们宿舍吧，六个人，就有两个是因为她第一次买杰士邦。据说她偏爱学文科的。

    我大三那年，正逢全人类欢天喜地地迎接二〇〇〇年，我们话剧社的那几个肉麻女生提议：全体社员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奔赴敦煌，与可怜巴巴的石像石窟共庆千禧年。我说了句“一千年对敦煌来说算什么”，就即刻遭到呵斥。于是，我就认识了冯湘兰。怎么说呢？我早就认识她，可真正和她“相识”，应该从那天算起。

    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杀到敦煌某间差强人意的宾馆。服务台小姐听见我们这么多人要开一间房，可怜的孩子眼睛都直了——准是以为碰上了传说中的“群居”。那间装修恶俗布置粗糙的房间被我们这群人搞得一片狼藉。十二点，烟花升上了天空，半醉的女社长宣布：“听好了，都许个愿。咱们不许那些跟自己有关系的愿望，境界太低。咱们许——希望一千年后的人类会怎么样……”“那关我什么事？”社长自己的男友首先抗议。“别他妈废话。”这女人杏眼圆睁。她男友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眼看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我于是打圆场，“行了行了，我先许一个。我希望一千年以后，世界和平。”“不行。”马上有人反对，“说了跟没说一样，不可能的事。得许个现实点，能实现的。”于是，大家都进入角色了，有说希望一千年以后美国完蛋的，有说希望一千年以后电脑的价钱比鸡蛋还便宜的。还有说希望自己被写进一千年后的历史课本的。大家抗议：“要说‘人类’，不是说你。”“对呀，”这个哥们儿振振有词，“一千年以后的人类都知道我，怎么不是好事。”然后社长男友发言，说希望一千年以后全体人类恢复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社长微笑一下，说她希望一千年后的人类也接受一妻多夫。到最后，轮到冯湘兰，她有些害羞地笑了，烟花在她背后的落地窗里飞翔，她说：“我希望，一千年以后，男人和女人，能真正平等。”

    片刻的寂静。其实换了在座的任何一个女孩说这话，局面也不会这样。社长笑道：“真没看出来。”借着酒劲连鄙夷都懒得掩饰了。她男友一直对冯湘兰蠢蠢欲动，只是苦于家有悍妇。冯湘兰把易拉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又笑笑，“我是乱说的。”那笑容牵得我心里一疼。于是三天后的晚上，当大家回到兰州后，我们俩就顺理成章地去旅馆开房。

    凌晨的时候，我问她：“你是哪儿的人？”想想她的名字，又问：“湖南？”她说：“湖南是祖籍，我在泉州长大的。”我又问：“泉州是哪儿？南方？”她笑了，“你怎么考上大学的？高中历史课本里说过：元代最重要的港口就是泉州。”“那不是元代吗？”我也笑。她说：“我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奶奶问我：阿兰，那个兰州和咱们泉州不都是‘州’吗？怎么隔那么远呀。”“你奶奶真酷。”

    她把头枕到我胸口，“你学什么的？”“中文。”“中文？”她重复，“很有意思吧？”“可能。”我答。我是真的不确定，我很少去上课。“你呢，你学什么？”我问她。“会计。”我同情地看着她，“无聊吗？”“嗯，不过，”她停顿了片刻，“学这个，你能明白一点咱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流程，像学中文就未必……不对，我是说，会计这东西，能让你感觉到自己在维持这个‘社会’运转。反正……你是中文系的，一定比我会形容。”我看着她，“我懂。”

    我还以为接下来我们又要开始疯狂，但是没有。我们俩就这么聊了一夜。我长这么大从没说过这么多的话。天亮时她心满意足地叹着气，“我要是个男人，现在就跟你义结金兰。”

    后来我就天天去找她，和上床无关。这世上有比做爱更重要的东西。可惜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我相信，现在要是有人跟我的一些大学同学提起“周雷”这个人，他们保证会说：“就是那个对一个婊子认真的可怜虫。”

    二〇〇〇年的九月，一个夜晚，天上下着烦人的小雨。我们这儿不是江南，这天气并不常见。我依旧窝在宿舍里看碟。上铺的两个哥们儿聊天的声音有一句没一句地钻进我的耳朵。“靠，这女人打起来，也真够瞧的。”“可惜咱见不着。”“不过，小惠形容得也够生动的了。冯湘兰的头发被拽下来一大把……”我“腾”地坐起来，头当然撞到了床架上。“你们说什么呢？！”我大声问。

    我只穿着拖鞋，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楼下冲。身后传来那个北京人幸灾乐祸的声音：“瞧他丫的操性。”

    其实事情很简单。无非是女生宿舍谁的东西放错地方了。关键是，那些女生早就看冯湘兰不顺眼，冯湘兰只是跟其中一个动了手。其他几个原本是拉架的，最后却变成了几只母狗群殴冯湘兰，而且还把她的东西扔到门外叫她滚。真他妈——我看见她了。

    她就在我们楼下。她坐在一块雨水淋不到的地方，静静地看着我。她头上凝着一层雨雾，脖子上和脸上都是让指甲抓伤的痕迹，灰色的丝袜从大腿破到脚踝。她站起来，眼睛定定地望住我，她说：“周雷，除了你，我想不出来该找谁。”

    我抱住了她。

    那情景一定很滑稽，一个穿着拖鞋汗衫头发蓬乱的男人和一个伤痕累累狼狈不堪的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忘形地抱着。他们不是俊男美女，他们的姿势很笨拙——过路的人都在看这个笑话。可是，这些闲人，关心过什么呢？全是看客，现在的小事如此，大事，亦然。

    “听我说，”我告诉她，“咱们不住那个鸟蛋宿舍了。咱们去外边租房子，咱们俩，只有我和你。别跟那些女人一般见识，她们是一群母狗。因为没男人要所以没地方发情……”我知道我又在说蠢话。

    可是她抬起头，带着一脸的泪笑了，“你说得对。”

    天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你。为什么呢？大概是我还以为，我要和她过一辈子了。于是你的脸就闪现了出来。于是我心里又是一紧。可是，那个时候，我除了抱紧她，又能怎么办呢？

    我和冯湘兰同居以后，她再没和别的男人睡过觉。不过这幸福生活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我们毕业了。什么都不用多说，我们都不是不懂事的人。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她的东西都不见了。这正好，我们都不喜欢惨兮兮的告别。她付清了我俩拖欠了几个月的房租，她知道我没钱。她还留下了她泉州家乡的地址和电话。她的便条上说只要我有困难，打这个电话就联系得到她。

    然后我开始了我的漫游，几年来，我在北京租过地下室，在广州的一个四星级酒店里一边端盘子一边留意报上的招聘广告，在长沙我的第一个月的薪水被人偷走，好不容易，我有了成都的这份工作。虽说是个袖珍广告公司，可我大小是个“创意总监”。因为冯湘兰的喜帖，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我反复研究着这张红色请柬，真诡异，她人居然在重庆，嫁得够远的。

    天杨，我于是又坐上了火车，目的地是我们的故乡。真奇怪，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发誓不再回去的，我实在厌倦了那座城市污浊的空气，像所有工业城市一样没有想象力的布局，难听的方言，满大街不会穿衣服的女人，当然还有永不缺席的沙尘暴。可是我发现，当我赚到了几年来最多的钱，我却早已失去了落魄时对这个世界的希望和梦想。

    上一次见到你是在广州吧？纯粹是一场巧合。是大学刚毕业那年的夏天，我在一间小冰店看见你。你说你是来你姑姑家玩，你九月就要上班，这是最后一个假期。那时我真惊讶你选择了回去，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打死要在外面漂着呢。

    在火车上我梦见了你。你停顿在一片夕阳的光辉之中，是我们学校的篮球馆，木地板散发着清香。你一个人坐在看台上一排又一排橙色的椅子之间。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藏蓝色的夏季校服裙拂着你壮壮的小腿。篮球一下一下地砸着地板，空旷的声音，你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孤独的篮球架。天杨，你不知道你自己很美。

    然后，我醒了。火车寂静地前进着。我总算明白了一件事。我以为我自己不该属于我们的故乡，我以为我就应该背井离乡去过更好的日子，却不知道是咱们红色花岗岩的母校把这种骄傲植入我的体内。而我，我曾经恨这个学校，把它当成故乡的一部分来恨的。

    天杨，那个时候我真想你。想看看你，看看你还是不是那个两条麻花辫，小腿壮壮的傻丫头。于是我来到了这里，长长的，寂静的走廊。你出现在另一端。无精打采，步履蹒跚，就像几年前不知道自己很漂亮一样，不知道自己已经风情万种。你说：“饿了吧？火车上的东西又贵，你肯定吃不饱。”你这句话险些催出我的眼泪，天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