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乎所有的音乐电台都推出纪念张国荣逝世一周年的特辑。当然，跟去年他刚死的时候比，声势是小多了。我不知道再过些年，是否会有电台推出纪念张国荣辞世十周年的节目——十年，大概是不会了吧。那时流行歌曲的主要消费者都不会再知道张国荣是谁。

    “师傅，去国贸商城。”

    我不得不暂停我的张国荣，按下另一个按钮：“乘客您好，欢迎您乘坐某某某公司出租汽车，叫车电话：××××××××。”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办公室。我熟悉她的每一条街巷就像一个医生熟悉人体的每一根血管。我不是那种爱和乘客聊天的出租车司机，我更喜欢听他们说话。从他们的谈话片断里判断他们正在聊的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我的专长。当然我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比方说有一次，我拉了一个女大学生。眉清目秀的干净女孩，穿着普通的牛仔裤，梳马尾辫。她的目的地是红玫瑰歌城，我想一定是她有同学过生日什么的。她在车上给她听上去是在外地实习的男朋友打电话，甜蜜了半天，又说刚刚从做家教的那家人家出来，又埋怨那个小孩的脑子硬得像花岗岩。我还微笑了一下，碰上一个未经世事生活幸福的小姑娘总是件高兴的事。到了门口，一个满脸焦急的三陪小姐朝我的车走过来，我还以为我又可以拉一笔活，没想到她拉开车门朝里面嚷：“你怎么回事？王经理都发脾气了。”“我有什么办法？”这女学生的声音还是嫩嫩的，“辅导员今天硬摁着我们几个写入党申请书，谁请假都不行……”

    她付钱下车的时候我看见她肩上巨大的牛仔包，我想那里面应该装着她的“行头”和化妆品吧？我不是没有见过做小姐的女大学生，但是这个——我只能说她的人格已经分裂到一定境界。一般情况下，如果那些乘客在电话里说谎的话，他或许骗得了电话那头的人，但骗不过我。这次，我碰上了高手。

    希区柯克说过：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偷窥者，一种是被偷窥者。这女孩嘲弄了我作为一个偷窥者隐蔽的自尊心。不过我倒是希望我能多碰上几个这样的乘客，这有助于提高我的判断力。正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样，判断力是我们偷窥者的本钱。

    天杨曾经说过：“肖强，我觉得你像王家卫电影里的人物。”这话说得我心里一惊：这小丫头。那是一九九五年，天杨和江东上高二，我当时还是他们中学门口的音像店的小掌柜。天杨第一次走进我店里来的时候，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藏蓝色的背带裙和白色的短袖衬衫。那是她们的校服，可是很少能有女孩子穿出那种干净的味道。她抬起头冲我一笑，“老板，有《阿飞正传》吗？”她毫无遮拦地看着我的眼睛。“有。”我拿出来给她，“好几年前的片子了，你没看过？”“看过，”她笑笑，“看过好几次了。我喜欢张国荣。”

    她舒展地微笑着。仔细看，她谈不上漂亮。但她的洁净是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

    那时候她十六岁，十六岁的她肯定不会想到，她二十五岁那年，张国荣就已经不在了。

    那时候我十九岁半，那时的我也没想到，二十八岁的我会变成一个taxi Driver。可是远没有西科塞斯的taxi Driver那么有血性。最多只能像王家卫关锦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躲在暗处以洞察力为乐。说真的，有时这令我自己感到羞耻。不过我很会自我安慰，现如今这世上还剩得下几个有血性的人了？就连西科塞斯自己，也在荣华富贵歌舞升平里堕落到了《纽约黑帮》的地步。

    你看出来了吧？我是一个影迷。我初二就学古惑仔砍人，为此进过工读学校。后来老妈把全部积蓄拿出来，又东挪西借地才帮我盘下那个小店。因为从此有了看不完的电影我也不再出去混。再后来我把店卖掉，用这几年的钱买下我的绿色捷达。十几年，几句话也就说完了。

    有时我的乘客中会有一两个昔日的顾客。那所红色花岗岩学校的学生。他们已不再认得出我。有时我的车会经过那所红色花岗岩学校，校门口的学生依旧熙熙攘攘，打架的，嬉笑的，谈恋爱的，跟那些年一模一样。他们依然会三三两两走到我的音像店里——不，现在那儿已经变成一家蛋糕店了。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天杨，想起江东，想起我们一起喝着啤酒看，想起那些他俩从晚自习的教室里溜出来找我的夏夜——路灯把银杏树的叶子映得碧绿，绿成了一种液体。我这么说的时候江东笑着打断我，“那叫‘青翠欲滴’，还‘一种液体’，说得那么暧昧。我看是你教育受得太少了。”天杨和方可寒于是大笑，女孩子的笑声回荡在空空的街道上，好听得很。

    江东喜欢损我。不过我不介意，他是我哥们儿。第一次，他跟着天杨走进我店里，天杨对我说：“老板，这是我男朋友。”当时我想，这就对了。江东不是个英俊的男孩子。我跟他们学校的学生很熟，认识他们的四大俊男和四大美女。我说过了天杨也谈不上多漂亮。可是他俩站在一起就像是一个电影镜头。没错，他俩身上都有一种不太属于这个人间的东西。把他们放在行人如织的街道上，你不会觉得他们是“行人”中的一分子，而会觉得所有的行人，所有的噪音，包括天空都是他俩的背景。

    很自然地，我和他们的友谊只能维持到他们毕业。他们上大学之后，他们的学弟妹里又有几个会成为我的哥们儿，无论如何，我只能做他们高中时代的朋友。

    上一次见到江东是前年。他打开车门坐进后座，“去北明中学。”北明就是那座红色花岗岩学校。我于是回头看了这乘客一眼。他愣了，“肖强。”我说：“江东。”

    他是个大人了，西装革履，一副上班族的模样。脸上有了风尘气，不过不是那种猥琐的风尘气。我相信他走到街上的样子依然和众人不尽相同。他笑笑，“肖强，有空吗？咱们喝酒去。”我说下次吧我还得开车。他说对对对我糊涂了。然后我按下了计价器。

    我问：“你是回来看你爸妈？”他的家就在北明中学里面，他老爸是那所跩得要命的学校的校长。

    他说：“对。我就要移民去加拿大了。回来再陪他们过一个年。”

    我笑，“别说得这么不吉利。”

    他也笑。他付钱下车的时候我对他说：“你保重。”他说：“你也一样。”

    然后我就顺着路开到了五百米外的河堤上。这城市有一条河。这些年我最高兴的事情便是人们终于治理了这条河。曾经，说它是河简直太给它面子了——臭水沟还差不多。早已断流不说，还被两岸的工厂污染得一塌糊涂。还是天杨形容得到位，那年她在一篇作文里写到过这河：“它是黄河的支流，已经苟延残喘了几千年——我就不用‘女’字边的‘她’了，没有女人愿意像它一样。”我还是那句话：这小丫头。

    我已有很多年没再见这小丫头。她去上海读的大学，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留在了那里，或者像江东一样已经出国。北明中学里的小孩们的人生大都如此：奋斗，是为了远离。从小被夸奖被赞美被嫉妒被羡慕被鼓励，是因为他们比起别人，更有远离的可能。我倒是很希望天杨看看这条河现在的样子——配得上“女”字边了。他们花了大价钱把这河的血液换了一遍，引的是水库的水，所以这河现在可以丰沛自如地流淌，岸边的工厂和居民区已经全部拆除，河岸上的沙都是专门从远方运来的。不过搞笑的是，这条河治好之后的两个月间，来这儿自杀的人数也比以往多出去几倍——这就是浪漫这东西操蛋的地方。

    每次来到河堤上，我就会想起方可寒。

    方可寒很美，美得让人心慌。她不是小家碧玉小鸟依人的模样，那样的女孩再漂亮也不能用“美”形容。方可寒是个公主，永远昂着头，不需要任何王子来镀金的公主。只不过，这公主价钱倒不贵，五十块钱就可以跟她睡一次。北明中学里有不少男生都是她的客人。交易通常在学校的地下室进行，有时是顶楼那间形同虚设的“天文观测室”，或者篮球馆的更衣间——总之，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

    这当然是个秘密。在这个秘密被揭穿之后方可寒自然是被开除。用江东的话说：“你没见我爸那张脸——”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年年考前十名的女孩会是这么个贱货。所以说，能考进北明中学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

    那一年，我才十九岁半。从那些天天来我店里找A片的男生嘴里，我听说了方可寒。他们尊称她“可寒姐”，有时叫她妖精。

    我从小店的窗户里，经常看见她。夕阳西下时，她总是在人都差不多走光之后才会出来。她也和这所学校的其他女生一样，穿白色短袖衫和藏蓝色背带裙。可是她从不梳辫子，她让她的头发松散地垂下来搭在肩头。他们学校不许女生穿高跟鞋，于是她就穿松糕鞋，校规永远跟不上时尚的变化。她的藏蓝色背带裙的腰间别着一个玫瑰红的小呼机。她就这样招摇地走出来，往往是走到我的店门口就会停下，从书包里拿出她的烟盒和打火机，点上之后转过身，冲着那红色花岗岩的校门深深地喷一口。她转身的时候，终于看清她的脸——有一秒钟，我无法呼吸。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气，在她点烟的时候走出去。站在她身旁，努力装出一副老油条的语气，“多少钱？”

    她看看我，吐出一口烟，“一百五。”

    我傻瓜似的问：“不是五十吗？”

    她眯起眼睛笑了，“五十是学生价，你又不是学生。”

    后来，那天傍晚，在我店里那间阴暗的小隔间——通常那是用来放A片和打口磁带的地方，我告别了我的处男时代。

    一开始的时候她就问我：“是第一次吧？”

    在电影里我们常常看得到这样的画面：一个放荡女人妖冶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把身边的纯情少男窘得鼻尖冒汗。但方可寒不是这样。她的动作很温暖，像个大姐姐，甚至母亲。那些色情电影从来都没告诉过我，原来做爱是一件宽容的事情。

    后来我问她：“你都考进北明了，为什么还干这个？”

    她笑，“服务业需要高素质人才，对不对？”

    我又说：“你真漂亮。”

    她说：“我知道。”

    走的时候她留下了她的呼机号，“从下次开始，一百块就行。优待你了。”

    我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待在不开灯的房间里。但我从来不好意思跟别人提起这个怪癖，只说过一次，就是跟方可寒。

    我告诉她我的秘密。忘了那是在什么背景之下。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她把烟从我的嘴上拿下来，深深地吸一口，然后重新把它夹到我的手指间。她专注地凝视那半支烟的表情让我觉得她根本没在听我说话。她最妩媚的时候就是她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

    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童。六岁那年才跟着妈妈到北京做了角膜移植。也就是说，我从六岁才开始慢慢学习很多别人婴儿时代就明白的东西。在那之前，我的世界就是现在这样，是个关了灯的房间，一片黑暗。当然黑暗这个词是后来学的，当时我不知道那叫黑暗，我以为那是一种根本用不着命名，用不着考虑，用不着怀疑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当我克服了最初对光的眩晕后，终于看清这个世界。我恐惧地望着面前那个喜极而泣的女人，从她哽咽的声音里判断出她就是妈妈。我一开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为什么都是“妈妈”，我的妈妈和邻床小朋友的妈妈长得一点也不一样。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童年可以由两个字总结：惊讶。

    其实那副眼角膜一直没能成功地移植到我的灵魂里去。所以我像怀念故乡一样怀念被人们称作是黑暗的东西。刚刚能看见的时候，这世上只有一样东西引起过我的好感。但我却也并不想知道它的名字。——我们盲人不在乎“名字”这玩意儿。那样东西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妈妈用刚刚洗过衣服的手抱起我，她的手很冰。是种让我心头一凛的温暖。那样东西还让我想起电影院里的声音——妈妈带我去过电影院，她伴着对白小声地给我讲那些画面。电影院里的声音，就是一片充满了这“黑暗”的浪涛。那些声音很有力量，却不是蛮横无理。我啰嗦了这么一大堆，后来才知道，那样让刚刚获得视觉的我喜欢的东西说穿了就是两个字：红色。如果我一直看不见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跟它相遇。

    第一次看见方可寒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看见的，还不知道它叫什么的“红色”。她乖戾地用手指扫着我的脸，但是她的身体，温暖得像是一个黑暗的子宫。高潮来临的时刻我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身体这个荒芜的海滩上喧响的声音，我想：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