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能不能欢欢喜喜地过个好年不好说，但当今天子朱由检肯定是忧心如焚，没法安心过年的。

    湖南被收复，南方也暂时恢复了安宁，但要让崇祯得知这个好消息，至少还得十来天。

    不过就算他能立刻得知，估计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北方彻底乱了，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无人可挡，大明朝怎么看都已经是病入膏肓。

    自李致远升任偏沅巡抚并移驻长沙之后，他对北方的军情也就知道的更及时更清楚了。

    这几天不断有坏消息从西北传来，西北乃至整个北方已经濒临崩溃，很多城池已经开始拒官兵而迎闯王了，这表明北方上至士绅地主下至普通民众，都已经开始抛弃大明。

    南方士林中还是有不少心系朝廷的有识之士，闻此噩耗无不忧心忡忡，比如同在长沙府衙办公的堵胤锡，得知西北局势之后就一直愁眉不展，这年肯定是愉快不起来了。

    自从李自成在十月攻陷潼关、西安后，可谓是一路顺风顺水，势如破竹。

    十一月初四，驻于陕西的副总兵高杰听闻贼耗，坐拥数万大军却立即率部东渡黄河逃至山西，任由李自成轻易的攻陷延安，并意气风发地大会群盗。

    据说李自成有马数万匹，旌旗绵延数十里，足见其声势浩大，其后又亲攻凤翔并大肆屠城。

    至十一月底，李自成陆续攻陷榆林、宁夏、庆阳等地，并俘获韩王等大批皇室宗亲，西北彻底沦陷。

    目前的最新消息是，李自成不仅在继续向西北更偏远的甘州进军，以彻底解决背后的潜在威胁，同时，也开始向东边派出大军，正向山西进发。

    而从朝廷发来的邸报看，崇祯和朝廷对西北局势并没有采取太多措施，也不知是实在派不出兵了，只有任其糜烂；还是对李自成抱有侥幸心理，相信他不会那么快渡过黄河；又或是对山西宣大防线过于自信。

    崇祯的谕令倒是发了一道又一道，但除了在十二月初七任命王继谟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以外，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

    例如不断地给已故的官员们加封各种头衔，荫封其子孙，这是希望他们在阴间保佑大明？

    或是不断地任免、调换各地的官员，设置各种头衔的总督、巡抚。

    与李致远比较相关的就是，湖广巡抚王聚奎和承天巡抚王扬基因为前段时间不战自溃、丢失湖广等地全被免了，并以何腾蛟为湖广巡抚兼抚承天。

    再就是前不久将前偏沅巡抚李乾德畏敌如虎，长沙被贼军攻陷，他却率军躲在贵州不敢有丝毫动作，因而被问罪降职，以李致远代替。

    最后就是反复催促吕大器、左良玉和李致远围剿张献忠。

    等李致远收复湖南的捷报传至京师，估计能让崇祯消停一点。

    单从谕令来看，似乎崇祯更关心南方的局势，或许是对李自成已经想不出对策，只能寄希望于黄河之险、关隘之固，甚至是心怀侥幸的期望李自成不渡河。

    李致远不知道朝廷诸公和崇祯本人是怎么想的，也不知他们是真不怕还是没有意识到危险。

    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应该知道山西已经是朝廷最后的防线了，大同宣府一失，李自成就要兵临城下，就是再没办法也得垂死挣扎一下子啊。

    估计等到正月李自成渡河到了河东，朝廷诸公还在对各种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争论不休。

    其实直到现在为止，崇祯想南迁或是调关宁军以及南方的兵马来勤王都还是来得及的，当然，调兵勤王的用处有多大就难以估计了。

    等李自成的南路大军进取北直隶南部，堵住明廷南逃之路后，那才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李致远知道历史，现在勉强也算是封疆大吏，而且右佥都御史本就是属于都察院的言官，按说是可以对朝廷决策提出意见的，而且他也不愿意北方过早崩溃，否则等建虏八旗铁骑入关之后，现在的他也抵挡不住。

    李致远也不是不愿意提醒朝廷、或是为朝廷出谋划策，但是他没有死保大明的觉悟，更不愿意为了这个无可救药的朝廷而败坏他原本的计划。

    就李致远看来，现在已经阻止不了北方的崩溃之势了，人心尽失，大势已去，李自成在山西宣大最后根本就没有打什么硬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降。

    可以说北方无论是士绅地主官僚，还是普通百姓，大部分都已经抛弃了大明，就算让山海关的关宁军回师，八成也挡不住李自成。

    如果现在非让李致远出什么主意，那就是赶紧南迁跑路到南都，把已经丧失朝廷威信、彻底没救的北方甩给李自成，同时也将关外建虏的威胁丢给了李自成。

    但即使如此，能不能保住明朝依旧是个未知数。

    若是崇祯本人及朝廷诸公依旧是这个鸟样，那么丢了北方再丢南方也是显而易见的。

    可李致远不敢胡乱说话啊，“南迁”这主意岂是他一个刚刚窜升起来的巡抚能提的，那些言官知道后八成又要喊打喊杀，他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步了陈新甲的后尘，脑袋搬家。

    但李致远又忍不住想为朝廷做点什么，好歹也是大明朝的官，食君之禄，担君之忧。

    况且天下乱成了如今这般模样，他又深知明亡之后的种种惨剧以及那三百年的华夏屈辱史，如何能不忧心呢。

    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只提醒、只指出问题，而不给任何建议。

    因为以朝廷那些官员的尿性，要是有人提出个什么建议或是解决办法，无论好不好，有没有道理，那一定会有言官站出来喋喋不休地挑刺，甚至大骂一通，把李致远批判一番。

    弄不好还会在崇祯面前一顿危言耸听，说李致远此举危害国家社稷云云，给他安个什么罪名，以崇祯反复无常又随时抽风的个性，说不定真会治李致远的罪。

    李致远可不想大明江山没保住，反倒把自己给害了，实际上他这种做法正是如今大明朝大部分官员的做法。

    就是自己绝不提建议也不给解决办法，只对别人的做法评头论足，简单来说就是只骂人，不做事。

    因为这么干最安全、最保险，言官骂人，不管有理无理都是无罪的，若是因言获罪，那简直是求之不得，是无上的荣耀，是今后晋升的资本。

    这就是所谓的清流，重空谈，轻实干，而且不仅是自己不做实事，还要对实干者指手画脚。

    崇祯末年朝堂的常态就是皇帝向百官咨询解决之道时一般是鸦雀无声，一旦有哪个不开眼的提出一个解决办法，那就热闹起来了。

    所谓清流一定会群起而质疑，提出各种问题和反对意见，然后朝廷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讨论，一般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甚至做了实事的倒霉获罪。

    思量再三，李致远写了一封长长的奏疏向崇祯示警，表示现在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时，期望崇祯重视并早做准备。

    又反复陈述了李自成极有可能会迅速渡河东进山西，但山西宣大等地已经是民心不在，官员溃败降贼成风，当地边军又战力低下，防务废弛，且因欠饷日久，边军大多士气低落，很难有多少抵抗的决心。

    而李自成连续大胜，士气如虹，现已拥精兵数十万，一旦挥师东进，以山西宣大疲弱之兵，很难抵挡，山西防线很可能顷刻间就土崩瓦解。

    而一旦山西宣大迅速丢失，则京师可能连应对的时间都没有，那天下危矣。

    李致远将奏疏着快马加急送至京师，反正他自认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至于崇祯和朝廷重不重视，去不去解决，那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了。

    而等湖南再稳定几日，他就要暂时离开长沙，往江南走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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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