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冬开始，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陆续调集近40万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此时，毛子任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建德的肩上。朱建德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是前所没有的。战后，红军学校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朱建德亲自到训练班讲话，鼓励学员。刘伯坚校长指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编写了一本《机关枪教程》作为训练班学员的教材。

    蒋中正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中正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1933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开始。从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子任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红军先后逃离追踪。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国劳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国劳动党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子任力主军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子任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劳动党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子任为代表的劳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劳动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劳动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劳动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子任为首，伍豪、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劳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社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特立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劳动党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劳动党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社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特立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劳动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劳动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子任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社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劳动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社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劳动党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社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特立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蒋中正经过3年多的努力，不仅没有歼灭劳动党，而且将红军驱赶到了陕北，这为劳动党在今后与朱启睿的国家社会工人党的合并提供了机会。

    但红军一到达陕北，便被大明共和国的军队给团团围住，虽然红军也发动了几次进攻，但都被大明国防军给顶了回去，连红军想要得到苏联的援助而发起的西征，都被国防军瓦解了，而红军的西征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也被击毙，红五军全军尽没，西征军2万余人损失严重，只余3000余人。朱启睿命厚葬董振堂，并派出谈判代表深入陕北，与红军谈判。

    早在1933年，日本突然增兵朝鲜，并不顾协约国的阻挠，悍然发动了平壤事变，出动军力占领了平壤。当时，朱启睿正在为东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结束而高兴。

    当得知日本占领平壤后，朱启睿立刻动员在东北的大明国防军进入东北作战，虽然击退了日军，但也受到了国联的压迫，被逼无耐只好将明国军队撤出朝鲜，为此他还受到了热血学生和劳动党的抨击，这使他的心中中一直愤恨不已。日军在国联的催迫下，嘴上答应着要退兵，但实际上却一直在增添军队数量。见此情况，朱启睿只得暗中命令大明东北国防军暗中戒备，以防战争的突然爆发。

    而蒋中正见到日军突然入朝，却是在一边幸灾乐祸，并在报纸上痛批大明共和国政府不抵抗，却忽视了大明国防军是被国际联盟逼出朝鲜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