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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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孩子。”看着女孩的背影,玲子叹道,“算起来,我的女儿应该十三岁了,不知她现在怎么样。”“有细心的父亲照料,她一定会健康成长的。”我安慰她说。
“但愿。”玲子又叹口气,转身准备午餐。我也跟过去,准备帮忙,打她的下手。
吃午饭的时候,女孩父亲来电话,说怕给石田老师添麻烦,女孩下午不过来了。随即那边换了小女孩,要我接电话,说要“亲自与我讲话”。我忙放下筷子,从玲子手中接过话筒。
“我下午不能来了,你自己玩吧。”她说。
我止住笑,“为什么?”
“我下午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能透露一点儿吗?”听到她那稚气又严肃的声音,我止不住想逗逗她。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对方压低声音,“要为我保守秘密噢。”
“好,我保证。”
“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谁?”
“火星人。”女孩的声音小得像耳语。
放下电话,玲子见我乐不可支的样子,问我何故。我将女孩的话复述一遍,她也乐得前仰后合。
“遗憾的是下午时间太短,爬不了山了。”玲子说,“明天再去吧。”
“不用了,反正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爬,下次再说吧。”我说,“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准备明天回去。”
“莫不是我照顾不周?”
“哪里,”我慌忙说,“旭川这么好,我都有点喜欢它了。”
“那就再呆一天,反正我明天还有一天假,”玲子笑着说,“还是直子的魅力大,我一个老太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是不是?”
我拗不过她,只好同意。
没想到第二天下雪了,地上铺了厚厚一层,大片雪花自空中飘洒落下,远处结满冰凌的树枝又披上了一层白雪,那景色简直像在画中一样。
“你看,渡边君,天留你,想走也不成了。”玲子笑着说,“不过,这么大的雪,去爬山就有些困难了。”
“索性就在家里呆着,”我说,“看雪景也不错,这还是今年冬天第一次见到雪呢。”
“本来要领你去见一个人呢,看来是去不成了。”
“什么人?”
“一个登山爱好者,正经有些经历呢。”
“只好下次再见了,”我说,“这么大的雪。”
“也好,”玲子沉吟一下,“渡边君,来个对饮赏雪?”
“正有此意。”
玲子在窗前摆一张桌子,从冰箱里拿出平时准备的朝鲜小菜。伸手拉开窗帘,窗外白雪将屋内映得通明。
“这么冷的天,可要喝白酒,渡边君,威士忌如何?”
“好。”
我们看着窗外,一边喝酒,一边吃菜。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感到其中似乎隐含着一种倔强不屈的生命力与意志力。
“渡边君,弹一曲,助助兴?”玲子问。得到我支持后,转身拿琴抱在怀中。
“我都快成酒馆里的歌伎舞町了。”她笑着自嘲,不待我点曲,便弹了《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既往地震撼着我的心。
“渡边君,”玲子看着我的眼睛,“还是忘不了直子?”
“还不是你?又弹直子最喜欢的这首曲子。”我整理一下情绪,笑着说,“那个登山爱好者,讲一讲?”
“我周末一人常去雪山脚下,在那里认识的。”玲子说,“其实也没什么具体的故事,只是见那人对自己的沉痛经历举重若轻,觉得奇怪罢了。”
“登山遇难?”
“是啊,”玲子用低沉的音调说,“他从十八岁开始登山,到二十七岁,积累了丰富的登山经验。耳闻目睹周围好多人死于雪崩,本人却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安然无恙。被圈内人称为‘登山王’。”
“也算是位英雄了。”我笑着说。
“那当然。”玲子说,“但后来,却遇到一次事故,彻底改变了命运。
“那次是去登旭岳,北海道的最高峰。就要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雪崩。”
“他不是没有遇难吗?”
“可遇难的是他的未婚妻,”玲子说,“那也是一位登山老队员,两人本来约好,登完旭岳后挂靴结婚,没想到天不遂人愿,拆散了这一对鸳鸯。
“未婚妻掉下雪坑,被埋在雪堆里,他们齐声呼喊她的名字,她一边回答,不断呼唤他的名字。声音从雪堆里发出来,大家却无法判断这呼唤来自何方。
“他疯狂地扒着周围的雪,可哪里能找得到?后来未婚妻开始在雪中唱他们在一起经常同唱的歌,他流着泪扒雪跟着合唱。同行的人知道寻找无望,这样下去,活着的人也会有危险,便将他强行拉开。一行人心碎地离开,身后的声音渐渐低下去,直至听不见。”
玲子停了一下,仿佛在回味当事人的那种感觉,“渡边君,我觉得,有这种经历的人,也许一生都无法抹去心头留下的烙印。”
我点点头。
“从此,他再也不登山了。在旭川这座小雪山脚下盖了一间房子,为来往的登山者提供方便。最心爱的人近在咫尺,一步之遥,眼睁睁地看着她沉下去,直到不见,却无能为力,也许这件事给了他心灵一次最大的冲击吧。那件事至今已经有九年了,他早已年届不惑,至今仍是孑然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