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百姓敬包公，

    断案就怕葫芦僧。

    包庇坏人是违法，

    冤枉好人罪不轻。

    郭老师为自己光棍子侄儿做的那件不光彩的事，是地地道道的包庇罪。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犯罪对象是各种依照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人。

    钱敬标这就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学鸡叫，他早也不叫晚也不叫，在伙计们刚躺下去不一会儿，他就跑到鸡栏子的旁边，捏着鼻子叫起来。钱敬标找郭家法的茬儿，早也不找晚也不找，在郭家法刚转上公办的时候，他就把郭家法十几年前的老底子给端出来了。

    “还记得你做的那一件好事吗？你的光根儿侄子给人家盖屋当小工儿，下午喝酒的时候，有一个石匠讲了一个**故事。你的侄子听后就兽性大发，晚上去找一个丈夫不在家的年轻媳妇，硬要和她发生关系。年轻媳妇不从，拼命挣扎。多亏那个她劲头儿大，没有压住，被她翻上来了。你侄子看事儿不好，狼狈逃窜。

    当天晚上年轻媳妇就报了案。派出所的警察立案查找，可惜她既没看见你侄子的脸面，也没听到你侄子的声音，就成了无头案。还好，那个年轻媳妇从床上发现了一块钟山牌的手表。不用说，这就是唯一的证据。民警经过深入细致地走访，查明了你的光棍儿侄子有一块这个牌子的手表。民警下了传票，你的光棍侄子被传到了派出所。

    经过审问，你的侄子拒不承认。民警问他的手表哪里去了？你的侄子说他嫌干活儿不得劲儿，在家里放着。民警就让他回家拿来看看，他知道你也有一块钟山牌的手表。就跑到了学校向你借，并向你说明了他的处境。你明知道不能借，但看在自己侄子的份儿上，就将手表从手脖子上摘下来给了他。

    当时，民警的手里有了两块钟山牌儿手表，案子仍然破不开。他们只好继续走访调查，终于查到了你也有。于是，你就被传到了派出所。万般无奈，你只好实话实说。这样以来，你就没犯强奸罪，犯了包庇罪。多亏情节不严重，判监外执行一年，缓行一年。”

    实际上那时候有民愤的就是他的那个光棍子侄儿。案子破了，把他逮了，对他实行了制裁也就行了。没想到郭家法也受到了牵连，被判为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执行。刚一判决，教育组的领导就找他谈了话，把他辞退了，让他回生产队里去劳动。

    郭家法一贯教学认真，在村里很有威望。他教的那个班里的五十多名学生，以及学生家长那里肯依？联名上书提出抗议：要求撤除对他的判决，恢复原职，让郭老师继续教学。民众的意愿给了办案人员及教育组的领导带来了强大的压力。

    但是，法律是严肃的。既然是违犯了，判决了，一不是主要证据不足；二不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四没有超越职权；五不是滥用职权，哪能随便撤除判决呢？对于恢复原职，教育组的领导鉴于群众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作出了让步。让郭家法重回学校教学，由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对他进行监督。

    经过这场风波，郭老师深悔自己糊涂，痛苦得要死。缓刑期间痛改前非，表现良好，那一年的徒刑也自然被免除，享有了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可惜他不懂这一点，只以为那个污点就是一个大黑锅，永远背在自己的脊梁上，今辈子揭

    不下来了。钱敬标一说这个，他就吓得心跳不安，闭口无言，规规矩矩地按钱敬标的指令办，回家去种地了。

    从他现在写的上诉报告里，就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法律一窍不通，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自我批评稿，一个检讨书。这样说的话，别说是转公办，他就连当民办教师的资格都没有。王学奎看过之后，重新给他列了一个写作提纲，让他按照这个提纲去写。他给自己文章起的名字叫做《我的追求》。

    尊敬的领导：

    您一定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我的追求是当一辈子教师。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精心培育祖国的幼苗，用满腔的热血浇灌这片苗圃。在这里育就一棵棵栋梁之才，结出一颗颗丰硕成果。

    我是1965年参加教育工作的，那年春天，我速师毕业后回到了自己的村庄——石峪村。这是一个“山高路陡石头多，缺水缺粮缺柴火。”的穷乡僻壤。

    村里90％以上的人不识字，30％的男人没有老婆。“老大打光棍儿，老二光棍儿打。老三没人跟，老四没缘发。弟兄四个爷五个，只有他爸有老婆。”

    这里信息闭塞、交通困难，贫穷落后，思想僵化，人们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为了给我村人摘掉文盲的帽子，我回来了。找到了老支书，提出在村里办学。

    老支书用惊奇的眼睛看着我，因为从我们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多半是牛肉包子打狗——有去的路没有回来的路。在老支书看来，我真的是有点儿傻。但是，他老人家很快就反应过来——“狗不嫌家贫”。他开始用仰视的眼光盯住我，并且语重深长地说：“家法呀，你是个有心计的孩子！为了咱们村的未来，你就好好放心地干吧，我支持你！”

    说干就干，支书领着我在村里找到了一个五保户去世以后留下来的黑屋子，我自己动手在里面垒起了几排土台子。把父亲准备打桌子的一块木板用锅烟灰抹了抹当黑板，又到石灰窑挑了两筐石灰把墙壁粉刷成了白色。

    老支书爬上了山头去，用喊话筒大声吆喝：“每家每户的社员同志们都听着，我们的郭家法回来了，我们的村子里有学堂了，谁家的孩子想上学，就到五保户郭大个子那屋里去报名。就两间屋的空儿，去晚了可就盛不开了！”

    社员们一听，就像是村子里来了电影，潮水般的向新成立的学堂涌来。想上学的孩子挤了满满一屋子，门口里、窗户上、院子里到处都是人。他们有的想上学，但是进不去了。有的不想上，只是想听听稀罕，看看热闹。我被挤在一个墙角上动弹不得，没有办法，只好指挥他们一批一批的进屋，轮流上课。

    在我们国家暂时困难的逆境中，我的报酬仅是一个月五块钱的补贴，一天大队按与社员的标工给八分五厘工分。但我从没计较，克服了重重困难坚守工作工位，始终如一的工作着。从这两间低矮的茅屋里，我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毕业班，一级级学生从这里出发，奔赴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我的老婆身患多种疾病，孩子又小，在那个“工分儿挣了两麻袋，粮食分一蒜臼子”的年月，一家六口人的日子别提有多紧巴。有些好心人劝我：“家法啊。当这么个民办教师有啥出息？趁早去干点别的吧，要不然你就会穷一辈子。”

    我虽然对人家的好意表示感谢，但在心中却毫不动摇。我远大的理想，执着的追求我自己的心里最清楚。我一直幻想着能有几间像样的校舍，那两间教室因年久失修，梁头倾斜用木头顶着。墙壁也多处裂开了缝子，随时威胁着学生的安全。我三番五次地找村干部协商，新校舍终于破土动工了。从开工到竣工整整五十多个日日夜夜，我白天上课，晚上到施工现场看料。

    墙垒到了大平口晚上突然下起了雨，当时正值秋收季节，切了三天的地瓜干儿还晒在坡里。我爬到墙上盖墙茬子，墙是保住了，我的三千多斤地瓜干儿却全都烂了。这一年，我们全家吃的全是烂了的地瓜干儿。

    1975年春，老支书找到我说：“家法啊，十多年了，大家都看见了。你为咱村出了力就得给你回报，上级给了咱俩指标：一个是当工人，一个是当工作队员。出去以后就吃国库粮，工资也高。你家人口多，生活困难。现如今村里的文化人也多了，找个当老师的已经没有困难，你就放心地走吧，这两个指标先让你来挑拣！”

    若论个人的前途和家庭的经济收入，老支书对我的照顾无异于雪中送炭。但是，一想到我那些天真烂漫的学生们，我的心就软下来了。我感激老支书，我疼爱难以割舍的孩子，我的眼泪扑簌簌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

    感情这东西就是这么怪，在别人的眼里那教室尽管是新盖的，也是清水衙门，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但是我却舍不得离开它。离开了它就等于抛弃了我所酷爱的事业。我向老支书道歉，谢绝了老支书的一片苦心和美意。

    人各有志，贵在坚持。我的父亲是大队会计，他年龄大了，想让我继承他的职务。对我告诉了他的想法。一连几次说得我心烦，用最简短的语言回答了他：“俺不。”后来他又托好多知己的人找我说情，要求我答应。我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唇舌，还是对他们说了两个字：“不干。”

    1984年夏天，乡干部主持村民投票选举。我被选进了村党委，乡党委书记推荐我当村支书。村民的信任，领导的支持，给我的压力可谓大矣。我向全大队的村民以及在场的所有领导表示：“请各位原谅，我不是当干部的料，我的本事只会当教师，你们还是另选能人吧！”

    结语：

    **犯了罪，手表作包庇。

    背上大黑锅，回家去种地。

    功劳苦劳大，穷了一辈子。

    狗不嫌家贫，追求贵坚持。